灰昏清晨，城里烟囱将夜色拧成一缕缕可供机器咀嚼的灰线，沿河的泥路被煤渣涂抹得像一册永不翻篇的暗色账簿。庞普尔纺织厂在河道弯处昂起砖石的肩膀，窗格里挤满了织机的齿牙与工人的背影，走廊上挂着油漆未干的布告——仁爱基金：为更公平、更温暖的城。凡本厂工人，按比例参与。字迹雄健，像一柄刷过兰脂的权杖。布告下面是一个漆黑铁箱，上面嵌着铜牌：捐款入口。它像一只口鼻总是覆着手绢的人，既在乎礼仪又从不说实话。
埃利斯拢紧旧黑外套，外套上那枚母亲留下的普通别针横卧胸口，像他胸骨上贴着的一句静默忠告。他从贫民学校里带出一手铜版印刷般的字迹和对数字的瘦削敏感，这些如今都被摁在账房的高脚椅子上。他把破损账簿拧开，沿着被潮气舔过的页角抚去起毛，看到那几页以前被钉子划破的记录——仁爱基金的支出单。纸张像被谁粗鲁地洗了一遍，再用硬梳子猛梳，于是留下了几处隐约走样的线条，露出在下层的涂改痕迹。每一笔支出，几乎都在几日后以“返还礼谢”“刊载费”“行政通融”的名目又回到了庞普尔公司的另一个项下，像是一支捐款被拴在厂主腰带上——越走越亮堂，越走越不离身。
近午，工人领薪之时，薪袋轻了一个角钱。人群里有人起先问：这角钱走去哪儿了？对面墙上的布告回答了他们：走向仁爱。庞普尔先生在日报上说，仁爱要有制度，慈善要讲比例，灯要一盏一盏地点起，才能照亮最暗的角落。于是周末夜宴烛台林立，烛台的光绿油油地照着玻璃，照着银器，照着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善举故事。穷人若要入席，需凭捐款领取门票——慈善是精巧的舞步，穷人得先学会在光影里把脚尖掂得漂亮。
“你看这个，”账房主任斯内尔先生挺着他那根长准则的鼻子，站在埃利斯背后，“我们这城让缝隙也有条纹。”他指了指布告，“你不必想得太多。做你的账，把你的字写好，使每一行都像直尺放上的栏杆，这就是你之仁爱。”
埃利斯把话咽进胸口别针所在之处。他畏贫而畏恶，贫是他小时候的冷冬，恶是他看过的热夏。冷冬教他攥紧每一枚钱，热夏教他不要把人的脸贴到账页里。白天他与数字做扣子，夜里他在河堤上遇到报童纽特——一张瘦脸被瓦灰涂成了城的缩影，嘴角却总有油面包屑，“我把字喊出去，你把字写清楚。”纽特说。
他又在扎线间隙里结识了哈奇特——工会代表，布料上沾着铁粉的手掌握起又放下，“我们听说这个仁爱把我们的工钱也列入爱了。”哈奇特的嗓音像自家的胃里总有一块硬面包。“你给我算出它是怎么穿过口袋走的，我就带人去问问它走路的规矩。”
还有一位女织工，名叫阿格尼丝。她住在河湾的低屋檐下，步履轻，眼睛像织机上那根最稳的线，不说话。她的指尖纤薄得像她的沉默。埃利斯第一次与她对视时，几乎想对着她的眼睛道歉——抱歉把你的名字写在数字旁边，让你的呼吸变成了比例。
账房的破页里，埃利斯找到了一个循环的出气孔：仁爱基金支出给“教区救济名册——老安妮、达特、霍普金斯”，而霍普金斯在第三页注：“因无力领取救济，已葬三年”。又有几张捐款收据在相隔数日后以刊登“善举特载”的费项回到庞普尔的广告账户，再从那里流向每月夜宴的采购。几张受助名单签名工整，像从同一枝笔里流出，他按字形辨认，每个受助者的笔画有一个懒惰的尾巴，显然不是工人的手。他将这些页用母亲的别针轻轻夹好，像夹好一把能扎破礼帽的针。
“你若把它们递出去，你的椅子就空了。”斯内尔先生轻轻说，“空椅子和空钱袋会相爱，你知道的。”
“会。”埃利斯说。他知道空椅子会迎他回到河边，空钱袋会将他送回贫民学校的走廊。但他仍在夜里往纽特的手里塞了一叠精写的页——“仁爱基金的算术”，每一条有来有往，他把数字排成一列行走的真话。
“我会在周六夜宴前让它们跑得比马车还勤。”纽特用牙齿咬住叠纸的一角，像一只小狗咬着世界的袖子不放。
哈奇特在面粉店的后屋里把人集齐，两个装卸工、一名染匠、几位织工，以及阿格尼丝。后屋里面粉在空气里静静飘着，把人的影子也蒙出一层饥饿。埃利斯将账页指给他们——捐款在左，返还在右，中间是几枚无人知晓的手，执笔签了名字。哈奇特用食指戳了戳“霍普金斯”，低声骂了一个连他自己也觉得不讲仁爱的词。“阿格尼丝，”他问，她的名字在表格里出现了两次，“你拿到过这些钱么？”
阿格尼丝摇头。她将头巾向后抹了一寸，露出耳边那道细缝——织机一次小咬留下的痕迹。她从衣襟里掏出一张捐款单上逼仄的签名——阿格尼丝·斯蒂奇，楷法齐整。“我不会写字。”她终于说。
这四个字像从清水里捞出的石子，干净、冷，能使热的嘴唇合上。埃利斯把那些石子放在账页旁，心里有一面秤轻轻再摆了一摆。
周六夜宴，庞普尔先生身着黑色礼服，胸前佩着一群像会议的钮扣，站在烛海中央。他的声音在烛火之间吹了一个洞，又在洞边镶上听众的喝彩。他谈城谈河谈仁爱，谈这些年如何把冷冬铺上地毯，把热夏换成凉扇。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枚糖块，在入嘴之前先让人看见亮光。门外，穷人凭捐款排队领取门票，没有捐款的人把帽沿放低，像避雨。治安官的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，羽毛随着点头的频率在光里跳舞。
纽特在门口散发“仁爱基金的算术”，他的嗓子将纸换成了句子。哈奇特带着人，从烛台的影子里走出来，在台下小声地讲这些数字的绵延。他们的声浪一开始像楼梯上的风，后来像楼梯倒了。
“这是谁写的？”庞普尔先生笑意不动，目光扫过那些字，“我们城的仁爱，怎么能被一支胆小的笔吓到？”他招手，斯内尔先生侧身上前，像一把规矩去量一个无理的噪音。
“我写的。”埃利斯站起。他的旧黑外套在烛光里褪出一层更朴素的黑。他点亮自己的字，用母亲的别针把话钉在胸前。“捐款按比例扣入工人工资；基金支出按比例返入厂主账目；受助名单有死者、有未识字者、有重复。仁爱若是花环，也不该在扣子上编。”
“你若怕贫，你就懂得爱的重量。”庞普尔先生温柔地说，“我们的基金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德行，例如你——拿了工资也拿了仁爱，你写字担心的，只不过是烟囱每天归还的云。”
阿格尼丝从人群里走向烛台，她的步子不响。她把那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受助单举起来，像举起一块被雨洗过的天空。她看着庞普尔，未语。她把笔迹示众，然后把手掌打开，露出掌心里那枚硬币般的茧。她的沉默把烛光压成了细细的线。有人窃窃：“她不会写字。”这一句像从人群里抽出来的一根针，轻轻刺在庞普尔的礼服上。
治安官咳嗽，羽毛停住了。斯内尔先生低声吩咐警员维持秩序，秩序拽住了一些人的领口，又松开另一些人的裤腰。哈奇特趁势把一串名字念给大家听——霍普金斯、老安妮、达特——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注记，每一个注记都在说：钱不是善，它只是脚步；脚步走错街时，灯再多也照不到穷人的门。
喧腾到第九盏烛火晃了一晃，庞普尔先生的笑像一只想睡又怕熄的灯。他宣布：基金将由教区公证；扣款改为自愿；受助名单将重新核点。这些话像是他把一串钥匙向人群抛去，而每一把钥匙都能开一个很小很小的抽屉。他仍旧站在烛海中央，烛火也仍旧围着他的善举吹暖风；但窗外的河风钻进来了，把一些光吹成了思想的影子。
翌日，日报在第二栏刊出一则小小的消息：某厂仁爱基金将改章程，广邀民众监督，厂主庞普尔先生不吝德行。更下面，纽特发的小报却在街角大声：仁爱基金的算术揭示循环。小报印得粗糙，墨色在角上晕开，像工人的手掌爱出油。人们买，小孩看，老妇拢紧围巾，男人在口袋里摸索另一枚未被扣走的角钱。这城像一台慢机，突然有一枚齿轮说：榫头不顺。
斯内尔先生在账房里收拾埃利斯的椅子。他没有骂，更没有笑，只是端详那枚别针许久，然后轻轻说：“你的字太直了。直得让我们这城的路看起来歪。”埃利斯没有辩驳，他将母亲的别针往外套上按了按，像把一小枚日光按在心口。他知道空椅子和空钱袋会相爱，于是他先把自己交给了它们。
哈奇特在几天后被以扰乱秩序罚款，他用两枚角钱和一张面包付了那张罚单。阿格尼丝回到织机旁，她的手法更稳了，她的沉默也更稠了。她在某一个午后，忽然把自己的手掌伸给一个新学徒：“你看这茧，它比仁爱重。”这是一句稀有的话。
纽特换了一条更厚的围巾，他仍旧在街角喊，嗓子却不再肆意地发亮，他的喊声里多了一粒砂：“看一看，仁爱如何返还。”有几个男人在他旁边停住，脸上的线条像刚刚记住了一笔账。
庞普尔先生的烛台在下一个夜宴少了两只，他解释说仁爱谈到了节俭，也谈到了“让光合理”。工人们的工资袋里少了一角的钱，突然回来了半枚——自愿扣款让他们学会如何拒绝仁爱，这一学，学得比识字还慢，但终于有人学会了。他们在领薪时不再抬头看布告，只是把帽檐压得更低，然后叫自己的孩子多跑跑风，少站站织机。
埃利斯在教区学校里得了一个低廉的抄写差事，他把这城的出世、死亡、婚配写得像账簿里的一列列数目——每一笔都有来有往，每一笔都有称有放。他仍旧畏贫，也仍旧畏恶，但他误入其中的勇敢像他母亲别针的光，会在阴天里刺破一处看不见的云。偶尔他经过庞普尔厂门，铁箱上的铜牌在阳光里轻轻反光，他看见自己的影子被那块铜切成两半——一半是做字的人，一半是做人的人。他知道，这城的仁爱仍旧喜欢用漂亮来遮冷酷，用比例来装善意，但他也知道，阿格尼丝的“不识字”和纽特的小报已经在某些人的心里写下了一个更直的字。
至于基金，它将一直在灯下读自己的章程，把扣子与花环并列，把道德与账目同看。城里的烟仍旧扭成线，河的水仍旧顺着旧泥走，机器仍旧吃掉人们的时间，然后吐出布匹与疲倦。有人说：“这便是我们的时代。”有人将手按在胸口，摸到一枚普通的别针，轻轻一按，便有一处微小的刺痛——让人记起体面背后，只是算计与人心交手的场所。每一次小小的刺痛都不会使烛台倒下，却会让看烛台的人把视线移开半寸，去看一张贫穷的脸。那脸上写着今日与明日的差别：今日扣去一角，明日少扣半枚；今日多说一句真话，明日少学一分沉默。城仍旧是城，仁爱仍旧是仁爱；但在诸多的扣与返之间，偶尔有一根线离开了织机，去牵住了人的手。
